宗白華先生

宗白華當時也對人生問題發(fā)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的人生觀傳承了中國傳統(tǒng)的人生觀，也吸收了叔本華、尼采的思想。在《說人生觀》一文中，他系統(tǒng)地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觀，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的人生觀，宗白華就以悲天憫人之情懷，慨嘆人生問題之緊要：“世俗眾生，昏蒙愚闡，心為形役，識為情素，茫昧以生，朦朧以死，不審生之所從來，死之所自往，人生職任，究竟為何，斯亦已耳。明哲之士，智越常流，感生世之哀樂，驚宇宙之神奇，莫不憬然而覺，遽然而省，思窮宇宙之奧，探人生之源，求得一宇宙觀，以解萬象變化之因，立一人生觀，以定人生行為之的?！痹谖覀兘裉炜磥?，宗先生的這些話充滿著人生憂患，指出了人生觀是人類“以定人生行為之的”。

“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，這是唐人慨嘆人生憂患的詩句。自古以來，每當政治動蕩，人生苦痛，文化失落之際，人生問題便被賦予了重新探討的意義，也因此而促成了當時思想文化的發(fā)展。宗白華將歷來的人生觀分成樂觀派、悲觀派，以及超世入世派三派。宗白華早期思想深受叔本華和佛教的浸溉。他認為宇宙按其自律來說，無情無欲，自然運轉，本無所謂苦樂之悲喜，所謂悲喜云云，無非是因了人類的主觀情感與生活之欲而形成的感受，人們受這種生活意志的支配，遂不免陷入生活的煩惱之中。“樂觀之輩，視宇宙如天堂，人生皆樂境”，這種人生觀，膚淺得很。而“悲觀者，視人生為苦海，三界如火宅”，對一切都打不起精神，對生活缺乏樂趣和信心，這也是宗白華所不取的人生觀。毫無疑問，他推崇的是超世入世觀，惟其對人生之苦痛深有所契，憫然感之，“但憫彼眾生，猶陷泥淖，于是毅然奮起，慷慨救世”，這種人生觀是宗白華最為推崇的，也是他當時從事學術與思想研究的契機。他對這派的精神境界具體闡說道：

超世入世派，實超然觀行為之正宗。超世而不入世者，非真能超然觀者也。真超然觀者，無可而無不可，無為而無不為，絕非遁世，趨于寂滅，亦非熱中，墮于激進，時時救眾生而以為未嘗救眾生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，進謀世界之福，而同時知罪福皆空，故能永久進行，不因功成而色喜，不為事敗而喪志，大勇猛，大無畏，其思想之高尚，精神之堅強，宗旨之正大，行為之穩(wěn)健，實可為今后世界少年，永以為人生行為之標準者也。

宗白華認為不僅是個人，而且人類文明的今向方向，也應造就這種精神人格。他在《論<世說新語>和晉人的美》等文章中，著意弘揚的也是這種人格追求。宗白華將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與當時他所接觸的叔本華、尼采的人生觀有機地融合起來，提出了新國民人格與人生哲學，這也是當時許多思想者所追求的人格境界，魯迅一生，不就是追求“魏晉文章，托尼思想”的人生境界嗎？朱光潛信仰的不也是這種超世入世派哲學嗎？宗白華在這里所揭示的理想人格，反映了“五四”時期人的覺醒，這種人生新的自覺，是中華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影響下，產(chǎn)生的新的轉機，魯迅和宗白華等一批新的文藝人物的產(chǎn)生，即是這種人生覺醒后的產(chǎn)物，也是那個“少年中國”年代興起的產(chǎn)物，與我們今天這個充滿著犬儒風習的世態(tài)有如天壤之別。

宗白華對于當時中國人的人生觀的弊端是深有所感的。他指出當時由于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精神的失落，社會風氣的萎靡不振，大部分中國人沉溺于世俗之中，造成國民精神的總體失落。他在《新人生觀問題的我見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我看見現(xiàn)在社會上一般的平民，幾乎純粹是過的一種機械的，物質的，肉的生活，還不曾感覺到精神生活，理想生活，超現(xiàn)實生活……的需要。推其原因，大概是生活戰(zhàn)爭太困難，物質壓迫太繁重的原故。”宗白華認為人們的精神生活狀態(tài)不可能脫離日常生活，由于生活的壓力太大，中國人又沒有固定的宗教意識的支配，其精神傳統(tǒng)是以世俗為主，因此，世俗化在一定時代非但不是思想解放的標志，而且成了壓制精神與思想的器物。宗白華雖然對于老百姓精神單調(diào)苦悶深為同情與理解，但是他畢竟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責任，他還沒有像今天一些所謂“知識分子”一樣，惟恐從世俗之列中掉隊，而是當仁不讓地肩起啟蒙的道義。他強調(diào)：

長此以往，于中國文化運動上大有阻礙。因為一般平民既覺不到精神生活，理想生活的需要；那么，一切精神文化，如藝術，學術，文學都不能由切實的平民的“需要”上發(fā)生偉大的發(fā)展了。所以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責任，是要替中國一般平民養(yǎng)成一種精神生活，理想生活的“需要”，使他們在現(xiàn)實生活以外，還希求一種超現(xiàn)實的生活，在物質生活以上還希求一種精神生活。然后我們的文化運動才可以在這個平民的“需要”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前途。我們怎樣替他們造出這種需要呢?我以為，我們第一步的手續(xù)，就是替他們創(chuàng)造一個新的正確的人生觀。

宗白華認為，中國人的精神從根本上來說，是世俗化的，其原因是受孔孟與老莊的世俗哲學浸染太大，前者之弊使人易于一味流向現(xiàn)實而忽略形而上的終極關懷；后者之弊則使人悲觀失望，產(chǎn)生人生無常、及時行樂的想法。這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消極因素的反映。為了塑造新的國民人格，建立新人生觀，就必須注意批判與清理傳統(tǒng)人生觀的消極因素，引入新的人生觀。在這方面，宗白華認為西方文化中科學和藝術的人生觀是值得向國人引進的。這種文化觀反映了宗白華對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超越的一面。他提出：“科學的方法是‘試驗的’，‘主動的’，‘創(chuàng)造的’、‘有組織的’、‘理想與事實連絡的’；這種科學家探求真理的方法與態(tài)度，若運用到人生生活上來，就成了一種有條理的、有意義的、活動的人生。”他認為科學的人生觀有助于人們樹立對生活意義的認識，從渾渾噩噩中走出來。

宗白華先生的這種人文情懷，是近代以來章太炎、梁啟超、魯迅、王國維、陳寅恪等著名文化人物的至為可貴的人文精神的共同體現(xiàn)，同時也是國學大師的心胸人格的表現(xiàn)。近現(xiàn)代以來的國學所以關注人生境界的討論與重建，正是基于這種可貴的情操與理想。在他之后，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，發(fā)生過一場科學人生觀的論戰(zhàn)，論戰(zhàn)中的兩派有的重人文，有的重科學，其實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，各有所偏與所見，客觀上反映了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對于日趨工業(yè)化與科學化過程中，人們對于人生何為的焦慮，以及對于科學與功利主義蠶食人文主義的憂患。后來的新儒家學說，重點關注的也是人生觀與道德思想的建設。這一問題在今天依然是多么嚴重。對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，這些人生觀的問題依然是那么沉重與困惑，依然需要我們關注與思考，并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加以思考與建設。

馮友蘭先生在個世紀四十年代寫成的《人生的境界》一文，最后一段話意味深長：“所以中國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，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。隨著未來的科學進步，我相信，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，必將讓位于科學；可是人的對于超越人世的渴望，必將由未來的哲學來滿足。未來的哲學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。在這方面，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?！敝袊糯軐W，是國學的核心理念所在，國學既是一種哲學思想，更是一種人文情懷，對于人生境界的永恒追尋，構成了國學的靈魂所在，也是國學薪火相傳的動力。

主講人簡介：

袁濟喜，現(xiàn)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、院學術委員會委員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兼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，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，西南大學特聘教授。